当然，在涉案企业仅仅触犯行政法规的案件中，行政监管部门可以与企业直接达成行政和解协议，并提出建立或者改进合规计划的要求。

[55]基于联邦制，美国传染病防治法上的隔离措施多由各州制订和实施，涉及州际和国境安全则由联邦负责。然而人身自由又作为一切权利的基础和前提，系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因此保障体系相对更为严密。

传染病防治法上的隔离措施并非总是适用于紧急状态，在非紧急状态下隔离措施亦有适用的空间。[4]See Roni Adil Elias, Preventing Contagion and Protecting Civil Liberties: Problems in Quarantine Isolation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Suggestions for Reform, Charlotte Law Review, Vol.7, No.2, Spring 2016, p.136. [5]See Lawrence O. Gostin Lindsay F. Wiley, Public Health Law: Power, Duty, Restraint, Oak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d ed., 2016, p.40. [6]增加针对不同对象的有层次的措施体系，以满足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时选择最小损害的伦理和法理框架，雷娟：传染病强制医疗的立法规制检视——以Enhornv. Sweden为例, 《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2页。作为人类控制、阻绝传染病扩散的有效手段，隔离措施源远流长。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认为对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应由宪法规定，且要求须经法院的法定程序决定，同时引入人身保护令或提审机制，如此既可增强对人身自由保障的强度、防止行政恣意，又可将非刑事案件中的关系人的权利纳入保障射程。[81]通过风险交流意在提升公众的信任，但是操作起来难度颇大。

[52]然而，对于传染病防治问题，德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0条第1项则区分了两种情形：一般情况下卫生主管机关可强制执行隔离措施，对此必须声请法院准许。日本传染病法规定各个地区成立传染病审议会，负责审查并提供传染病人是否需要实施隔离措施的建议。此外，立法语言应具有用语明晰准确、简洁庄严、规范严谨、通俗朴实、中性客观、表达方式格式化等特点。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统筹治理，创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系统格局。该法第4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范围，包括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境内组织、个人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的行为。⑦从制度意义上来说，区分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标准，主要不是取决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内容是什么，也不考虑法律所规定内容对所有公民日常生活影响的重要与否，往往仅以制定机关作为根本判断标准。比如，正是有了《国家安全法》第25条关于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创新研究和开发应用，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

新《国家安全法》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奉为法定安全观，不仅实现了国家安全立法指导思想的历史性变革，而且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创新了理论。立法中除了要遵守通常语言文字规范性，还要根据法律语言的特殊性，遵守特定的规则。

这同样也反映了过去的法律体系中对国家安全性质界定没有统一标准的特点。(12)从范围上看，基本法律包括刑事的基本法律、民事的基本法律、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以及其他的基本法律，其他的基本法律应当包括重点领域立法中的基本法律。比如，立法者的立法态度和能力、立法工作的过程和目标、立法的外部环境和体制机制等因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安全观都是为摆脱时代安全困境而提出的具体对策，但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新安全观绝不是对传统安全观的否定，而是在吸收传统安全观的基础上，依据时代形势做了理论上的完善，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并未终结。

以立法价值为重心的立法哲学研究对于拓展立法学研究方向、推动立法学的研究转向和丰富立法学的学科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建立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目标出发，国家安全法律首先应当维护《宪法》关于国家安全规定的权威性。而对于调整某一领域社会关系进行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调整的法律，其指导思想往往是全局性和系统性的。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所做的《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五年立法工作简述》中就明确了对基本法律和重要法律的区分，指出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物权法是我国民商事方面的一部基本法律。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全球化的兴起与跨国性问题的不断增多，我国的安全观开始从传统安全观向新安全观转变。二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整合多头分散的情报和安全力量，美国开始对其情报机构进行调整，于1947年7月26日，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主要规范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组织体制和职权范围以及协调内部相互关系。

一般来说，作为它的常设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比如新《国家安全法》第15条至34条的内容，从维护国家安全任务的角度全面确立了国家安全法应有的体系，与总则的规定相呼应，并对国家安全体系以总、分结合的形式予以规定。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变通的立法策略，具有其时代合理性。第5条规定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该法律明确规定了反间谍行为的立法目的、工作主管机关、工作原则，赋予了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的职权，严格了反间谍工作程序和执法责任，突出了反间谍工作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把中央军委公安部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说过这样的话：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两个主要支柱。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从新《国家安全法》的规定来看，它与《刑法》衔接时，对国家安全的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不统一到相对统一的过程。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需要协调好该法律与宪法以及相关基本法律文件的关系。

这个阶段的国家安全立法采取的是零售立法模式。⑨沈寿文：《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划分之反思》，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3期，第140页。

但是，从立法体制和程序上，该规范性法律文件缺乏被列入基本法律范围的体制条件。(15)在具体法律规则中，精细性立法内容可操作性要更强些。在新安全观看来，安全的主体包括国家、世界和人类的安全，安全的目标也有着比政治和军事安全更加丰富的内容，因此合作是安全目标实现的基本手段。以此为据，则那些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调整某一领域或者方面的基本社会关系或者社会关系的基本问题、规定主要国家机关职权权限或者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本部门或者本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居于基础性、根本性地位，且能够发挥全局的、长远的、普遍的和根本的规范意义和作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应属于基本法律范畴，而不符合这些基本要素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应属于其他法律。

上述关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规定，特别是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的领导，在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属于在既有法律包括基本法律中前所未有的重大制度创新，并且是涉及基本政治制度和国家安全组织制度的重大问题。根据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和重要性，在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中增加了金融安全、粮食安全，并对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能源安全、核安全等规定。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目前刑法学界也认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所保护的法益即是新《国家安全法》确定的国家安全，而且如此界定并不会对刑法的具体适用产生不良影响。

而立法精细化自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为立法实务和理论界广泛关注。从立法社会学角度看，立法活动的效果存在三种可能性：供求基本平衡、供给大于需求、供给小于需求。

《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93年，采取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立法中，通过专门的条款规定有关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内容。制定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陆地国界法、能源法、原子能法、航空法，修改测绘法。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得向危害国家安全的个人或者组织提供任何资助或者协助。

第16条提出国家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卫人民安全，创造良好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定工作生活环境，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该法第1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立法价值研究立法活动是否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但是，新的《国家安全法》第3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宪法规定，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行使宪法规定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其他职权。

(二)《国家安全法》的调整对象：从国家安全机关活动法到总体国家安全基本关系法 从新、旧《国家安全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二者有较大区别。(20)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次审议国家安全法草案的过程中，增加了涉及太空、深海和极地等新型领域的安全任务，并对其他小部分内容作了增加和充实，随后新《国家安全法》在本次会议上表决通过。